风雨50年：回顾与反思

——张大明先生访谈录

采访者：段美乔

张大明

男，年2月15日生于四川射洪。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并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年获评副研究员、年获评研究员。~年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其研究包括三方面：（1）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有专著《踏青归来》《三十年代文学札记》《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并编有《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以及周扬、阳翰笙、沙汀、徐懋庸、周文、张天翼等人的选本。（2）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等。（3）作为两名具体主持人之一，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组织、选编、审稿工作。

段美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

访谈时间：年6月

访谈地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

段美乔（以下简称段）：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牵头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套书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当年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反响。对于推动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重新出版了这套书。这套书的初版和再版，与您都颇有渊源。30年前，这套书初版时，您是重要的组织者、参与者；30年后，如果没有您拿出您收藏的这唯一的、完整的一套《汇编》，并慨然同意由出版社切开书脊、进行扫描、整理，这套书的再版也不会如此顺利。

张大明（以下简称张）：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着重视史料的传统，实际上，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时便已有规模的展开。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经过长期延误之后，终于受到重视，学术界不断有人发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传播等环节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而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牵头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就是这种转折的标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列为“六五”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资料汇编》分为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多位作家的专集或合集近卷），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多种）。《资料汇编》发动了7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工作,十几家出版社分担出版事务。参与编选的以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为主，其中的杨义、范伯群、陈子善、李存光、*修己、吴福辉、刘增杰、刘福春等等，如今大多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头羊。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过度强调理论的创新，研究界对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在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语境中，各种理论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近年来，研究界对于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突围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文学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不仅是为现代文学学科保存资料，这些文献本身巨大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传承。《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的出版可以说意义重大，史料的建设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获得出版界的多方扶持,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并且能够顺利地展开的学术工作。

段：张老师，您是在年来到文学所的。能请您谈谈刚到文学所时，文学所的情况吗？

张：我年从四川大学毕业，来到文学所。来了最多一个月，过了国庆，就到山东劳动。回来以后，只赶上一次室里的活动，好像是在评工资级别，印象中好像是樊骏、蒋守谦他们都在推让，据说也是好多年不评了。所里的活动就这点印象。

至于住的情况，那时外文所还没有分出去。我和外文所的陈恕林住在一起。年来到所里，待的时间很短。我本来就来得晚。为什么来得晚呢？因为我从成都出发，快上火车时，因为华北平原大水灾，火车停运，于是又回到川大去。可是离校手续已经办了，行李也都打好包了，只好求爷爷告奶奶，请低年级的同学帮忙，今天在这个同学的铺上睡一觉，明天在那个同学铺上睡一觉，等着华北平原洪水消退。水退以后，我们才又坐上火车出发。我们所当年来的，包括我、当代室的陈全荣、古代室的董乃斌、陆永品，民间室的裴效维，《文学评论》的郑启吟——她是印尼华侨，长得娇小玲珑。只有两个留下来，一个是复旦大学来的王瑛，一个是吉林大学来的马良春。这就是我最初来所里的情况。

那时候文学所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建国门内大街5号。临大街的叫6号楼，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现代室），隔一个网球场的距离有一个7号楼，后面是8号楼，相当于现在院报告厅的位子，8号楼的背后就是团中央系统的团校。年胡乔木弄了一笔钱，要修社会科学院大楼，我们就搬到日坛路，年修好后才回来。那时候，6号楼是办公楼，有两层，上面再加一个阁楼。三楼是一个阁楼，面积不大，二楼和一楼是办公室。7号楼也是办公室，兼一部分图书馆的藏书室。后来，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有地方住，一部分人就住在这个楼里，比如钱钟书先生就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还有谢蔚英——吴兴华的爱人，带着两个女儿，就住在钱先生隔壁。还有好些人比如樊骏，住在办公室里。当时，我和樊骏一个办公室。8号楼完全是宿舍，我住在8号楼。学部藏龙卧虎，8号楼里住过杨献珍、陈永贵，还有搞法学的副院长张友渔和夫人韩幽桐，经济学家、哲学家顾准。

年为了加强当代文学研究，把现代室中搞当代文学的同志分出去，比如朱寨、蒋守谦、陈全荣等，单独成立了当代文学研究室。外国文学所也分出去了。年进所的这一批人，包括我、马良春、王瑛、陆永品、董乃斌、郑启吟、陈全荣，除了马良春、王瑛，都去山东劳动。像我，整整3年都在乡下。

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年来的沈斯亨、王保生，还有人大文研班的研究生在年初也回来了，包括张锡厚、杨世伟、王春元、何文轩等等——人大文研班是由人大和文学所为文学所培养人才，何其芳是班主任，因为这些都是人才，就像“*埔一期”学员一样，人大、文学所、作协都想要，王春元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的，自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想要他回去。他们在校写文章时就是写大文章的、反对“人性论”一类的。就像50年代初郭小川、陈笑雨、张铁夫三个人用“马铁丁”为名，写了很多杂文，人大文研班的这些同志也曾经用“马文兵”这个名字写了很多批判文章，在60年代初很有影响力。

何其芳

这几年间,我们这些年轻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学术研究，何其芳认为反正你们这些人还都不能写文章，干脆下乡抵数，最后抵不过了，他自己也下去了。后来马良春、何文轩这些人也都下去了。这三年间，每一期“四清”回来都有一段时间的休整，比如年从山东回来，然后秋天到安徽去，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休整。这段时间有几件事让我体会到一点研究的意思。一个是周扬要文学所给他搞一个材料，现代文学当中以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为题材的作品的内容提要，比如《子夜》《林家铺子》《雷雨》，一直到年的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等。唐弢把任务交给樊骏，樊骏是唐弢的最得力的助手，大徒弟。樊骏就带着我、吴子敏两个人来做，他提出作品的名录，我和吴子敏就找来读，读完就把提要写给他，最后樊骏综合以后，写了约一万多字的前言，初步作一些分析。打印以后，提供给中宣部的周扬。另一件事是所里要修改办所的指导思想，类似“校训”，何其芳很书生气，在所里开大会，斟酌我们要怎样做才符合研究的科学精神，又要符合当前的*治形势；又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又要不空泛，又要不脱离文学所已经走过的十来年的历史等等。我们这些新来的，还没有接触研究，都还听不太懂，只是听前辈发言。在这个会上，体会到文学所的前辈重视基础研究、重视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当时，何其芳提出来说，文学所的人写文章要贯彻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第二句话是“每一句话都要是自己的”。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所的学术文章，每一句话都必须有事实根据，每一句话都必须有理论根据。第二句话更重要，每一句话都要是自己的，虽然你每一句话都有根据，但是却人云亦云，别人都说过了，你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你不是大学老师，不是在编讲义。文学所是要去研究那些基层研究不了的，比较尖端的、难的、有价值的问题，一定要有创见。也就是在这样的全所会上，蔡仪提出来说，搞美术创作的人，如果不到卢浮宫临摹半年，那么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因为只有去卢浮宫临摹半年，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世界杰作，什么叫人类巅峰的艺术，这样你才能有比较高的起点，比较高的境界。没有下这种死工夫，文章写出来不扎实。

后来唐弢在现代室里贯彻何其芳的思想，根据他自己一生的研究经验，让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不要着急写文章，先去图书馆，将杂志按照历史顺序，一本一本读完，然后做笔记，这样才能有历史感。同样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从《小说月报》上看和从文集里看，你的感受、体会和认识完全不一样。那才能看出文坛氛围、刊物的情况，她的文章排第几等等，历史感自然就能呈现出来，这些在选集、文集里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刘福春来所里，唐弢也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培养，他把书架上一格格的期刊，按顺序，凡是和诗歌相关的，全部看完，还要做成卡片。经过这么几年的功夫，积累了几十箱的卡片，慢慢成长为全国新诗研究的权威。特别是他对新诗文献的掌握，各大高校的新诗研究权威，比如孙玉石、谢冕、陆耀东，经常要请他帮忙查找文献。

唐弢

段：有人说唐弢说新来的人三年不要写文章，唐弢先生的这些要求是硬性的规定吗？阅读旧刊物也是每一个新来的研究者必须作的吗？

张：这句话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他跟别人讲过。比如徐迺翔就一直说，唐弢希望他们三年不写文章，先打基础，厚积薄发。阅读杂志是每一个新来的必须作的，大致按照各自的兴趣、方向去读，还要写读书笔记上交。

段：您初到所里的时候，已经有研究兴趣和方向了吗？

张：那时候还没有。因为还在搞“四清”运动，还在“研究”的编外。年从山东回来后，还有一个印象，觉得大家都特别忙，忙着大批判，批《北国江南》、批《不夜城》、批《早春二月》、批《舞台姐妹》。给我的感觉写这些文章非常神圣的，一写就能发表，而且都在比较重要的刊物上，尽管我读大学也发表文章，跟他们一比，实在不算什么，都是些“报屁股”文章。所以那会儿特别崇拜他们。尤其是徐迺翔、蒋守谦他们。蒋守谦腿不好，徐迺翔颈椎不好，在别的地方的话，找爱人特别困难。感觉上，因为是在文学所，结果很吃香，不但找爱人好找了，而且还有挑选的余地。那时候，我跟他们还不能融在一起，他们早就来文学所，我才来，还土头土脑的。

因为刚到所里就去了农村，待了几乎整整三年，所以文学所究竟具体干些什么，我并不了解。后来几乎全所都下农村了，我们的领导，何其芳、毛星、唐棣华都下去了。大概是在运动中后期，特别是在安徽、江西的时候，文学所全体逐步的都下去了。像外文所的冯至、戈宝权、罗大冈、李健吾、卞之琳、陈冰夷、袁可嘉这些老同志，全都下去了，更不用说年轻的。

和我同去安徽的有樊骏、徐迺翔、许志英，还有肖莉、孙剑冰、路坎、邓绍基，我们在一个大队里，孟繁林、王保生他们在另一个大队，不过都在寿县的同一个公社——九里公社。安徽当地的省高法、省委*校和我们学部组成一个工作团，由当地的省高法的院长任正职，毛星任副团长。因为在文学所里，毛星在*内的地位也高，何其芳是书生，写文章行，不如毛星会做这些行*工作。那时候，中央去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矛盾很多，错综复杂，日子真是不好过。

年，首都工人、解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部。大家要集体住在一起，像俞平伯这些人也不能住家里了。办公室通通腾开，大家都挤住在7号楼，集体学习、集体出操、集体睡觉。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好些，像俞平伯、孙楷第这些人，一辈子哪过过这种生活。俞平伯走路一贯是悠悠闲闲的，也不会下操，被小班长像训孙子一样训。

在工*宣队进驻以后，还有个插曲。一方面要集中住，一方面所有专家家里都要“掺沙子”，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把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管是没结婚的，还是结了婚的，打单帮的，两地分居的，都要每一家插一个人。毛星、唐弢、朱寨、钱钟书等的家里都插了一个人，林非就插在钱钟书家。我跟吴庚舜就插在张白山家，吴子敏就插在毛星家。

年10月，非常突然，就通知我们去“五七干校”。那天我正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四川射洪、遂宁的）在中关村的科技大学聚会，下午回来就紧急集合，紧急出发，而且我是打前站的。所以三下五除二，收拾包包就走。那时，我几乎没有什么准备，更不知道什么叫打前站，什么叫押运行李。结果一路上饿得要死，因为是押运行李，坐的不是客车，停站时都停在远远的站外，没吃没喝，幸好近代史所一个年纪大的同志有些经验，带了点吃的，一点水，否则真就饿死了。

到干校去，是要一锅端，所有人，不管权威不权威，不管有病没病，反正必须下去。一锅端下去，在河南，淮河边上，一共弄了一万八千亩荒地。

五七干校资料图

后来将近一年，我们搬到了明港一个*营里，不在县里。不断有传言，要回到学部（北京）。回到学部是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了，什么时候回学部，今天一个传言、明天一个传言。那个时候有一个经典性的话，是吴世昌说的，哪一天你的脚落在北京站了，这才叫真正回到学部。一直到年初夏才全部回来。

回来以后，不记得是年还是再晚一点，文学所去顺义牛栏山的北京维尼纶厂参加劳动，跟工人相结合。这是一家很大的所谓现代化工厂，我们跟班劳动，我和樊骏在一个班。我们在纺纱车间，师傅都是女的。我们也不会劳动，就跟在她们后面，想学点技术。她们也不让我们动，怕我们一动线头断掉了，就让我们待着。可我们是来劳动的，是来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哪能就这样待着，于是没活找活儿干，拼命去扫地、搞卫生。然后跟她们一起学习、一起批判。就我来说，重点辅导她们读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陈登科的《风雷》，她们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我的发言印在上面，我一直还都珍藏着。樊骏比我做得更好，他跟工人交上了朋友，就是那个战老师，成了莫逆之交，一辈子的朋友。

再后来，年、年以后，批林批孔批《水浒》，就更热闹。和我们现代室有关的就是北京维尼纶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厂这四个厂的工人师傅到我们所，跟我们现代室结合，叫“工人和知识分子三结合”。一起批《水浒》投降主义，又编鲁迅论投降主义的语录。编语录主要是我在做，虽说是组织上要求参加的，但我还是积极得很的，因为有工作做了，多高兴呀。工人们实际上并不懂，说是他们领导，主要工作还是我在做。我把书借出来，给大家读，他们哪里读得懂，哪句话该用还是我说了算。后来出了《鲁迅言论辑编》，共出了四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你说，室里那么多人都没有参加，怎么就我参加了？难道就我跟工人理论小组结合得好？就我思想好？很听话？一句话说不清楚。

年到年，应当说没有正经搞过业务，除了《鲁迅言论辑编》，如果那个也算业务的话。记得我到山东劳动实习时，很单纯，听到一首民歌，觉得是*色的，就是所谓地主分子散布的*色民歌，内容是关于公公和媳妇乱伦的。我和陈全荣听了，觉得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立马把它写出来，加上我们的分析，说明地主阶级腐蚀贫下中农，颠覆*权。然后反映给所里。所里的蒋守谦把它登在《文学研究动态》上。（《文学研究动态》是文学所编的，这个编辑部也就是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室的前身。）文章前面还加了按语，说年轻人眼光锐敏，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段：“文革”结束后，学术活动重新开展起来。那时候文学所里的人事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动？另外，学术研究重新展开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波澜？

张：“文革”结束所长已经不是何其芳了。何其芳这个人，诗人气质，单纯，也幼稚。“文革”之初，批斗何其芳，他人矮，又胖，人家要他低下头，挂上“何其臭”的牌子，他就用四川话说“我重心不稳”，后来这话成了何其芳的名言，茶余饭后成了笑谈。“我还是想做点儿事情嘛”，这话后来也成了他的一句名言。到了年左右，李希凡吃香了。何其芳跟李希凡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他绝对不同意李希凡那种极“左”的机械论，轻易否定俞平伯这些老专家的研究。记得有一次，我跟吴庚舜到他家去了一次，我想我们都是老乡，就想提醒他，但那时候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说“何其芳同志，李希凡这个人信不得”，只能是吞吞吐吐的提醒，结果何其芳说：“我总要做点儿事情嘛，中央要知道我想做点事情的心情，他们才会用我嘛！”何其芳就是这样，诗人气质，一方面老想搞创作，对行*工作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叫他一天不工作，不领导文学所，他又担心文学所该怎么发展。

“文革”刚结束时，文学所所领导走马灯似的变化，吴伯箫、罗列，还有什么临时领导小组。后来又来了一拨，大概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徐达，再后来就来了陈荒煤、沙汀、许觉民，这时就稳定了，开始正常做学术。至于现代室的室主任，我来的时候是唐弢、路坎。路坎是华北解放区的，在*队里地位好像很高。那时候室里人不多，尤其是当代室分出去以后，唐弢、樊骏、路坎、许志英、徐迺翔、何文轩、马良春、王瑛、吴子敏还有我。我来的时候，唐弢的《现代文学史》（高等文科教材）还没写完，樊骏、路坎、许志英、徐迺翔、吴子敏他们都参加了，我见过30年代这一册的16开的内部铅印本。关于抗战以后的，已经定稿了，还没开印，“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参加的还有研究生，像唐弢带的金子信，后来调回上海文艺出版社。

唐弢参加过年《鲁迅全集》20卷本的校对工作，后来又编校了第7卷的《补遗》，《补遗之补遗》。他从写杂文到参加具体的编校、辑录工作，所以非常重视原始史料，又训练了校勘一类的史学功夫。我一来，唐弢就说，我们现代文学的人写文章，作注释的时候，一定要注当年的某报刊，不能注选本。比如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你要注《文学》杂志哪卷哪期，不能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类成集的书。一定要用原始报刊，这样才有历史感，也更准确，因为现代作家往往有修改；而且作品一定是发表了的，产生了社会影响的，才算现代文学作品。尽管是当时写的，但没有发表和出版，而是藏之名山，现在才拿出来，这类作品可以用来研究作者生平，但写断代文学史是不能用的，因为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发生影响。

60年代编文科教材，文学所有3本，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蔡仪的《文学概论》，还有冯至领导的《欧洲文学史》，上海有叶以群的《文学概论》。蔡仪、叶以群两人理论上有分歧。周扬抓得很紧，三天两头开会，不惜重金成立大班子。像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全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名流都网罗在内，北京的王瑶、李何林，武汉的刘绶松、南京的陈瘦竹、陕西的单演义。应该说还是非常严谨的。

“文革”结束后，中央还没有指示，究竟研究方向是什么，大家都还很惶惑，还没有从“拨乱反正”中转过来，像我这样的呢，还很自卑。后来唐弢就说，按照周扬建议，编一些史料。从社会的需要，“拨乱反正”的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文学史的需要，作一些基础性的史料编辑工作，这样大家都可以上，人人都有活干。几年之内，出版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共七卷，这是由樊骏领导的，参加的人有许志英、我、桑逢康、*淳浩、张晓翠、李葆琰、王保生、沈斯亨、孟繁林；《中国现代散文选》七卷，这是由林非领导的，有我、沈斯亨等参加；《中国新诗选》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毁约，后来由山西出《中国经典诗库》十卷，这是由吴子敏主持的，参加的人有徐迺翔、鲁湘元、刘福春。还有一部《中国现代独幕剧选》，刘平和孟繁林两人署名，共两卷。这些是在年代末就已经完成的。还有《“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上下两卷，由马良春、我、徐迺翔负责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也是上下两卷，由我、孟繁林、桑逢康、沈斯亨、王保生负责；《左联回忆录》上下卷是由沙汀、陈荒煤领导，参加者有马良春、张晓翠、沈承宽、我、王保生、*淳浩。这几部资料选是70年代末开始酝酿并完成的。以上这些，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三年之内，举现代室之力——大概全室每个人都参加了——出了这么多成果。进入90年代，现代室还出了不少集体著述，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这是卓如、鲁湘元主编，沈斯亨、李葆琰、王保生、我、刘扬体、*淳浩、桑逢康参加；十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是徐迺翔主编的，小说卷由我、徐迺翔负责，散文卷由李葆琰负责，新诗卷由刘福春负责，话剧卷由刘平负责；还有《中国现代文论》，是由许觉民从花城出版社领任务回所的，由樊骏领导执行，具体参加者包括了樊骏、许觉民、我、刘福春、董乃斌，桑逢康和*淳浩协助完成个别作家的选注。说起来呢，现代室里的那些老同志，比较注意群体的力量，而那些“*埔一期”的同学，就更重视个人写作，很难想象唐弢或者樊骏说“我个人写一本书”，好像没有这个风气。一说集体项目，好像是天然应该做的，一说到个人写作，就很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人大文研班的那些人就不太一样。像唐弢，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不忙写，而樊骏是一辈子不写专著的，在这样的气氛里，我们这些年轻的——吴子敏、徐迺翔、许志英是年来的，马良春、王瑛、我、何文轩，是年来的。年有沈斯亨、王保生、孟繁林，此外就没有进人了——自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些选本之后，接着就是我们那套大资料，最轰动、最有史料价值，国内外评价最高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据徐迺翔说，确确实实是周扬在年就提出来，只有我们文学所有能力也有责任，来领导学界搞这样一套资料，把现代文学好好总结一下。“拨乱反正”以后，年项目正式上马。起初设计的规模很大，计划要出两百种，文学运动、社团、思潮、流派算甲种，主要由唐弢、徐迺翔负责提出名单；作家部分算乙种，由我提出名单；书目、期刊目录、笔名录算丙种。乙种里边，作家名录是我开的，我那时也并不熟悉，主要从几种文学史中斟酌挑选，提出多个作家名字。甲乙丙三种丛书放在一起，估计至少能出书种。这事在全国学术界非常轰动，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这件事是由文学所来领导的，代表了中央的方向，对学科建设来说又是应该做的，大家都有事情做了，所以都争着要参加。很快就有来自40多个单位的中年骨干参加，当然教授少，比较多的是副教授、讲师，还有助教。最初参加的出版社有十几个，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个。慢慢的参加者、编辑者、出版者都在扩大。

怎样编呢？怎么要求呢？就我来说，也是慢慢认识、慢慢提高的。我做责任编委，审的第一部稿子是《蒋光慈研究》，现在看来当然问题很多。刚开始，我也不熟悉，对文学史不熟，对史料怎么编也不熟，不懂资料该怎么搞，再加上那个编者是徐迺翔的同学、安徽大学的方铭，他大概也有点拿大，不太认真，编得稍微马虎点。当然这本书也是很有价值的，毕竟出得最早，现在来看也不那么严谨，个别地方也不太符合体例。但是，我们确实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由我们文学所出面，把这个项目列入了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社科重点项目，而且滚动到“七五”和“八五”计划，不断追加经费。参加编写的人也不断扩大，大家都觉得这是国家的项目，能拿到一个就非常荣耀。那会儿，这样的项目是非常少的，文学所牵头来做，做出来就能出版，如果有困难还有一点启动经费，最初是元，后来又加到元。现在看很少，但那时候算不错的，工资都还只有56块钱。可以说，这个项目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队伍本身起到一个大组织、大动员的作用。培养了一批搞史料，重视史料、会做史料的队伍。第二，对图书和原始资料展开的大调查、大搜集、大整理。做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说是翻遍全国图书馆，每个地方的图书馆都和我们这支队伍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比如重庆图书馆和我们配合得特别好，管理特藏部的曾健戎也参加了我们的项目。我特别爱举一个例子，河南大学的刘增杰领导搞抗日战争时期文学运动的史料，他带着队伍在根据地一个县一个县的跑。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当地干部觉得那些材料都是黑帮材料，谁也不要，觉得你们这些人怎么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材料就这么一堆一堆的堆在那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们搞到了很多原始材料，收进书里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放进书里。他的抗战时期文学史出来以后，确实非常扎实丰厚。后来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想去校订一下，那些东西已经引起地方的重视，变成文物了，是珍本、善本，看不到了。

《资料汇编》这个项目后来陆陆续续出版了将近80种，已经编好、审好稿、定好稿、送到出版社还没有出的有好几十种。还有些稿子在出版社丢了，太可惜了。开头各个出版社是等米下锅，像宁夏人民出版社，那是个小社，责任编辑还是个残疾人，左手是断臂，字写得非常好，人很认真也很积极。稿子送去立刻就出，他就跟我说，“我们是等米下锅。”所以有些编者就觉得自己做的是紧俏“商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编得慢慢吞吞；我们这边审稿的人也慢慢吞吞的审。结果到了年，整个出版形势跌入低谷。那时候还没有出版业要市场化、企业化的说法，但是出版业确实慢慢不太景气了，出版慢慢困难了。有些出版社就借故不出了，有的做得比较好，像北京出版社，只要是他们承担的项目，只要我们交了稿子，再困难他们也要出，一本不落，而且一定按照我们的要求，出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是基本上没有拉下。有些出版社就很不够朋友，不讲信用，像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要稿的时候积极得很，有两个出版社一本也没出，可我们交了好几部稿子在他们手里。甘肃人民出版社虽然出版了《臧克家研究资料》，这个出版社糟糕在哪儿呢？我做责任编辑的一部稿子《李劼人研究资料》，是由川大的两位老师伍加伦和王锦厚编的，编得很好的，结果稿子交到他们那里，不见踪影。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给他们写了多少信，变着法的写，用我的名义、所里的名义，给他们的责任编辑、社长、编辑室、总编、*委书记，他们都不理睬我。那时候不比现在，电脑也好、打印也好，很多备份。一部书稿，丢了就没了。唉。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个大工程，文学所现代室做得很漂亮，影响很大。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可是没有白花，自己也从中得到锻炼。对这个项目我前前后后投入的时间最多。中午来稿子，晚上就开包，我立刻停下自己手头的事。最初当然不会，后来慢慢学习，校对符号、编辑符号、版式之类的都要学习。不夸口，我看稿子是很认真，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松。比如有一部稿子《沙汀研究资料》，是*曼君主编的。*曼君架子很大的，我前前后后给他退稿5次。我就告诉他，你的稿子就是不合格，起初是内容不合格、格式不合格，后来我告诉他字不合格，我认不得。我都认不得，排字工人更加认不得。那时候是要检字的，18斤重的盘子拿在排字工人手里的。当然最后书出来是非常好的，沙汀自己就非常满意。还有跟编者来来往往的通信、沟通，我算过，有一年我写了多封信。大约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当然，我个人也很有收获，首先我对文学史料、对我审稿的作家熟悉了，跟编者、出版社也熟悉了，人际关系广了，朋友也多了。

段：年您开始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中，年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踏青归来——读现代文学创作札记》。听说当时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外面的评价很高，但是所里、室里的反而没有太高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

张：《踏青归来》这本书，我首先要感谢林非。樊骏领导的《中国短篇小说选》，我参加了，也是主力。林非领导的《中国现代散文选》我也参加了。这中间接触了好几十个作家。濮良沛要求我们做读书笔记，我的一个川大同学在当代室里也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我记住了他们的话，详细地作笔记。一本书拿来，先把版本记清楚，然后一边读一边记录。记录的两种内容，一是作品的内容、风格，一是我阅读中的产生的想法，最直观感受。书编完了，笔记作了十几本。年，在安徽*山开《史料汇编》的出版工作会，我认识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李福田。会议快结束了，我试探着问他：如果把我的读书笔记整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他说好啊，整理好了就拿来，我给你出。他说得很恳切，也很果断，一下子把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回到北京，我就开始整理。笔记有长有短，比如谈叶圣陶的有两万字，谈阳翰笙、钱杏邨、楼适夷等人的早期普罗小说的文字，加起来大概有3万字。对初期“普罗文学”的讨论，我写的时候是各写各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总的构思，要把初期“普罗文学”的历史意义、成绩充分肯定，但他们的毛病，公式化、脸谱化、概念化、喊口号、艺术价值低等等都要说清楚。而且还要分析原因，说明理由，他们没有艺术修养、急功近利要革命，对于什么才叫“普罗文学”他们又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当时作为世界“普罗文学”代表的作品，比如《母亲》《铁流》《毁灭》《没有太阳的街》《蟹工船》等等都没有翻译过来或者刚刚翻译过来，所以没有师承的东西。种种原因我都把它写进来，当然也没有很仔细地推敲。*淳浩提出来，让我请吴伯箫题写书名。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不太好意思。结果是淳浩帮我去找的。我那时正在给沙汀作秘书，就请沙汀给我写了序，他很高兴。在整理过程中，先整理了一些片断，几个作家成一组，送出去发表，想投石问路。首先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承志，他们出版了一个刊物《新文学论丛》，这个刊物后来没有办下去，只出了几期。他对我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么好的文章，以后有了就给我，来了我就用，一字不改。我还投给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的夏康达，他也是拿去就发。我也很吃惊，没想到这些文章还有人喜欢，评价这么高，自己也有了一点信心。书很快就出来了，李福田说，实在对不起，书印得不好，就像生产队的印刷厂印的。封面设计灰扑扑的，小32开，还是简装，确实不好看。李福田说，要不你再给我一本书，要不把这本书里的错别字改一下，我重新给你出。我一想，不如多出一本更好，就又给了他一本书，就是《三十年代文学札记》。书名还是他给我起的。

第一本书出来后，因为自己觉得新奇，所以认得的人都送，送得很广泛，当然也就两种人，大学老师和编辑，反映都还不错。特别是上海的朋友反映，说我用散文笔法来写学术著作，也是一种创造。室里嘛，也没有人给我直接的反映，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是他们都很不以为然：这哪像学术著作，搞研究的人怎么能写这种东西？他会不会搞研究？

段：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某种特定的形式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式？

张：那时候，室里人大多把陈涌的文章当典范，唐弢的文章不算，也有人批评唐弢根本不会写论文，他的论文就像杂文。唐弢的写法不足为训，陈涌的文章才是标准。室里的评价，一方面对我打击很大，室里的人都知道我这人是比较自卑，没有多少自信，另一方面我性格有点“牛”的特点：管它怎么样，我没有惹到你，我也不依赖着你吃饭，说我不行是我的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情绪上倒也没有太大影响，不过以后就不敢写这样的文章了。

段：当前学界对您的左翼文学研究的资料把握和研究的深入是公认的。您对左翼研究持续了十年，正好也是左翼文学比较热的时段。进入90年代您转入了文学思潮研究，学界对左翼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段冷静下来。我们读书那会儿，大家都关心张爱玲、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所以我对左翼特别不熟。年以后，左翼又重新成为热点，能请您谈谈对当前左翼研究的看法吗？

张：年以后左翼研究的论文，我看得比较少，一方面精力不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读不懂了。研究左翼文学，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室里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不过在做的过程中，分给我任务的都是左翼文学。参加《短篇小说选》《中国现代散文选》，分给我的任务主要都是左翼作家。然后又是《“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革命文学”论争》我出力较多。因为是由我、徐迺翔、马良春三个人作，马良春是领导，实际上做得很少。《“两个口号”论争》参加的人要多一点。接着又是编《左联回忆录》，虽然也是多人参加，但确实是我做的工作最多。沙汀、陈荒煤两人具名发信，请左翼作家写回忆文章，回信最后都归总在我这里。所以我读这些信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左联成员名单。后来觉得这个名单不成熟，就反复跟他们写信校订：某个人究竟是不是左联成员，什么时候参加的等等。我大约给一百多个左联成员通过信，大概健在的左联成员都没拉下。从领导职位最高的谷牧，那时候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有当时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武新宇，彭真的爱人张洁清，到一般的成员，再到还没有完全平反的成员，几乎都有通信。那时候好像就盯上了左翼文学，慢慢地也觉得左翼文学也不错，他们的革命性很可爱，非常热情。我在两篇文章里用过一句话：“扑面而来的革命热情”。大概受他们的热情地感染，我一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他们身上。那时候，左翼的刊物，尤其是狭义的左联刊物，像《萌芽》，我至少看过五遍，一字不拉，连广告都没漏掉。加上我现在做的《左翼文学史》，《萌芽》这类刊物加起来看了不下十遍。左翼作家的作品，文学所里有的我几乎都读过，确实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那时候，我始终跟马良春摽在一起，因为他是领导，长于理性思维，又善于把个人行为变为领导行为，善于作计划。所以经常是他领导，我来做实际工作。当时我们就想写一本《左翼文学史》，在我的笔记里，光是写作提纲就有两三种，有的以运动为主，有的以创作为主，有的以史料为主，有的以理论为主。这些提纲有的给沙汀看过，他还给我回信谈他的意见、注意事项。他特别强调不要把当年的矛盾带到现代，要消灭矛盾，使文艺界更团结。害怕我们对谁的评价高了，对谁的评价低了，又生出新的矛盾。

沙汀

那时候我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有一次沙汀同志批评我，我实在觉得冤枉。那会儿我在给他作秘书，所里并没有任何名分，就叫我为他工作。刚开始我还否认是秘书，不想沾这个光，后来一想，我做的就是秘书工作。年沙汀任届期满，离开文学所，调到作协。他跟我说：你还得继续给我做工作。我说，那当然。我就继续为他做工作，一直做到将近年，他必须回四川为止。沙汀前期没有生活秘书，所以我去邮局给他交信、买药、陪他看病，都是我在做。那时我正给他编文集，沙汀有些不满意，有一次就说，你揽那么多事干什么，你不如就做好这一件事，把文集给我编好就行了么！哎哟，我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现代室里最听话的人，凡是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没人做的事，就说“大明，你来做。”好吧，我来做。我编过《阳翰笙选集》《周扬文集》《沙汀文集》，有一段时间又被抽去搞陈云、胡耀邦提出来的，“革命文学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央文件。有经验的人，根本就不动笔，我就很认真，每次开会都整理笔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交了初稿的。所以沙汀批评我，我真是有点冤，哪里是我自己去揽事情。他是前辈，我也不好跟他辩。

因为事情特别多，老是不能安定下来动笔，再加上学术界的评价趋向在不断变化，我又跟不上，而且出版形势也不好，所里还没有出版补贴，完全得靠自己去找，并不容易。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只是在不断完善提纲，补充史料。后来马良春提出来搞文学思潮研究。那时候学术界提出个口号，说是要“突破”，马良春觉得从文学思潮来研究是一个突破点，而且年文学思潮研究又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院重点项目。文学思潮研究，马良春提出得最早，整个现代文学界还没有一个人从思潮角度研究文学，是我们文学所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在铁道部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后来出了一本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那次会议几乎所有名家都参加了，我和老马一个个上门拜访，请他们来讲。他就拉上我和李葆琰，外面拉一个陈学超。会议开了好几次，老是在酝酿，结果字是一个也没写。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去做很多别的工作。到年，马良春去世了。去世前两天，他留着眼泪跟我说：“大明，这个事情就只有拜托你了，你一定要完成。”这是他的临终嘱托，我本来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就来完成吧，所以加快了进度，正式开始。全书90多万字，我起草了60多万字，还负责统稿。时间精力都花在思潮史上了，左联研究又处于低潮，而且研究趋向变化很大，比如刘再复对赵树理的评价非常低，让我在思想里也产生一些波澜，究竟左翼文学怎么样？在思潮流派文学研究方面，我总共出了四本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最后觉得还是要回到左翼文学上来，要给它一个完整的句号，才有现在的《中国左翼文学史》。

段：您这四本书，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写到《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顺理成章。《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也还好理解。不过，从左翼出发，走到象征主义，这个路子转得很特别，二者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怎么从左翼出发，走到象征主义？这还把我给问住了。《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完全是桑逢康给我的启发，我始终感谢他。在《史料汇编》那套资料里，我编的是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编好后，我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说我的稿子，有大的有小的，又是16开的，又是8开的。8开的稿子退还给我，我又重新找人抄写、校对，花了一年时间，又寄给他们。从此以后到现在，他们没给我任何回音。上海有人告诉我：老张，你那部书稿，上海有人已经在用了；你搜集的资料，他们不费工夫就用了。我只能生气，可也没办法。桑逢康问我有没有底稿，我说还有大部分底稿。他给我出个主意，让我用底稿，以史料为主，写一本书，至少把我搜集整理的史料用上一回。所以这本书能出来，主要还是*一口气。至于象征主义嘛，象征主义我本来是读不懂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里，象征主义这一章是我写的。我反复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李金发的诗歌，一句一句的对照孙玉石、陆耀东、郭宏安的分析，向他们学习怎样进入作品。读着读着，居然在李金发的几首诗里读出了味道，读出了兴趣。不但不反感这个流派，还觉得他们这样写很有文学性，含意丰富，有很多层次，就看你有没有用功钻研，有没有这方面的修养。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修养，对它也不能轻易否定。既然存在就肯定有合理的一面，否则不可能从法国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国，形成潮流。所以就想用史料来摸一下情况，但是用论文式的文章讨论象征主义，我还不行。我还不能像孙玉石、郭宏安他们每首诗都能读懂。只能说有一点感悟，这点感悟还未必正确。当然诗无达诂，个人也许都认识到真理的一部分。不过这还是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段：可能开始写作以后，您对象征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但是您这本书可不是突然有兴趣了，就能写出来的。那可都是一条一条的、硬邦邦的材料呀。对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好奇。希望以后能跟您再谈谈这个问题。最后，能请您谈谈对现代室未来发展的看法吗？在已经离退休的老先生里，您是最常来所里的，对我们这些后辈的学术研究也非常关心，不知道您对今后现代室的建设有什么建议。

张：我总觉得，现代室原来的格局有可取的一面。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研究单位、研究室，在全国来说，对一些大问题、疑难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为了有这个发言权，应该分门别类的，占住一个一个的坑，要把住一个个门槛，就是说研究领域内的主要方面、主要作家，一定要有专门人来进行研究。说得再直接一点，不管开什么会，现代室都要能拿得出权威，去做权威性的发言。我们那时候，现代室的格局是不错的。唐弢就不用说了；樊骏也是全面的，尤其是在学科走向这一层面。作家方面，对老舍，对“何其芳现象”、左翼文学的走向、巴金为什么建国之后一直诚惶诚恐这些问题，他都有深入思考。吴子敏对新诗这一块比较全面，对巴金、茅盾也非常熟悉，后来又对“七月诗派”有深入研究。许志英对“五四”时期文学把握得很全面，这个人是室里的清谈家，善于出主意。他常常赤着脚，坐在一个藤椅上，抽着烟，漫无边际的谈，谈着谈着就谈出了题目，谈出了方向。徐迺翔对史料、对抗战文学很熟悉。桑逢康对郁达夫、茅盾、郭沫若都有研究。李葆琰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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